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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与悖离

阅读: | 字数:2517 | 时间:2026-11-16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一个是我头顶灿烂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

两百多年以前,歌德以这段哲学般的呓语阐述其道德理想,而今,我们头顶的天空已不再灿烂,工业文明产生的阴霾遮蔽了这个同样让中国人顶礼膜拜的无限。同样,我们的道德法则似乎也失去了崇高,无所事事的游荡在那虚无缥缈间。最后,在当代中国,所有的道德律悖离在实用主义语境下化作一个市井瘪三似的问句:“良心,多少钱一斤?”这个已然被代码化的语意符号背后,隐藏的是整个中国道德体系在传统与现代断裂的巨大力场下的轰然坍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

当我们从语义学和文字考证的角度去审视“道德”的词源生成时,会发现中国人给予了这个词语太多的负载。道者,天道也,乃万物之纲;德者,仁也,为人之常伦。当中国的先贤们用天道统领人伦,实际上已经将“德”上升到了与天地同合的高度。

古人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但是,从哲学来看,中国在学识上的“智”与道德上的“仁”,在实践层面却合二为一,称“贤”。故而,孔夫子有门徒三千,其中成就最高者是“贤人七十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无限与宇宙的无休止追寻看起来不切实际,不合实用,但却真正实现了“智者”这一概念在现实领域的完形。“智者”与“贤人”看似简单,却隐喻了中西文化发展的最终指向。

古希腊人对外在自然的追求,奠定了西方科学主义的根源,并在文艺复兴后通过对基督教科学上帝的消解,最终得以确立,与道德的上帝并置。康德从现象界和物自体两分法出发,将人的实践分为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科学与道德被彻底分为两个领域。康德后,由于西方技术浪潮和实证主义的强势发展,道德的实践层面被遮蔽,直到现在出现文明危机时才逐渐解蔽。反观中国,“智”与“仁”的分野已然证实先贤们对于科学与道德的分层,并在“贤”的概念统一下获得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一度使中国在社会发展进化中通过实用理性获得领先位置。但随着儒学的发展,逐渐消解了“智”的概念,而以“德”为最高要求,发展出一套依次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逻辑顺序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将人成王为圣的欲望合法化的同时,建立了一个无外在标准的内化道德体系。

近几百年以来,以科学为主线的西方理论理性一举超越了以道德为内核的中国实用理性,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整个中华文明,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文化弱势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这个绵延数千年的民族。随之而来的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否定,经过数次“革命”与“运动”,中国文化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在道德领域则体现为两个层面的悖离。其一,两千年历史的巨大行为惯性使中国古代的道德哲学依然存在于生活之中,在现代物化的纷繁世界中,这种缺乏外在规定性的道德律一旦失去内心强大的自律力量,便必然产生道德的上的人格分裂。外表的道貌岸然与内心的龌龊肮脏,形成了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悖离。其二,康德的“道德的实践”只是被遮蔽,当现代的文明危机无法解决时,却又获得解弊,重新获得平衡。中国的道德体系通过消解“智”的概念而获得统治地位,当西方的科学技术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由于文化基因的不同,理论理性与实用理性并未取得平衡,也就是说西方的“智”与中国的“仁”无法形成有效张力,反而形成悖离:社会技术理性的日益强大,却牺牲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的道德。

基于上述两个层面,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及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给中国的道德实践留下无数陷阱。现代中国道德现状之所以如是,有着其必然的哲学逻辑。

不要惧怕只能毁灭人的外表的东西。不要惧怕能够毁灭你身体的东西。惧怕你自己吧,——惧怕那扼杀信仰,因而扼杀你的基督的东西吧!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激情并无法挽回现代社会信仰的缺失。哲学上个体的存在分为有限性、伦理和信仰三个层面,在现实中分别对应欲望、理想和宗教,三者都处于非饱和状态,需要对象满足其期望,人类生命的无止追求正源于此。

在西方的哲学中,他们将有限性/欲望交给了科学,以满足人类控制自然的愿望;然后,他们将信仰/宗教交给了上帝,以完成自身有限的超越,获得终极关怀。所以,当启蒙主义以来,科学主义杀死了科学的上帝之后,依然留下了道德的上帝。此后,欧洲人将肉体交给科学,将灵魂交给上帝,两者分享了理想,并形成张力,引领西方文化向前发展。所以,康德说:理想只有概念,没有直觉。

中国人从来没有信仰,实用理性的强大不允许一个超然一切,无形无影的上帝的存在。所有宗教都置于某种现实要求的框架之下,或成仙成佛,或得子得孙。也正因如此,讲求苦修的佛教在中国转化为“禅”,于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可能,顿悟成为常理。

中国人从来没有信仰,但有理想。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所建立的就是一套理想体系。首先,通过“内圣外王”的体系完成对欲望的理想化,“为官以经世”最后的理想状态。随后,又通过圣化孔子(他非神,为圣)而将信仰理想化。所以中国的理想概念既有名,又有实,而维持这个理想的核心就是内化的道德体系,以及随之产生的道德自律。儒家建立在理想层次上的思维体系,固然平衡,却无张力。如同一雪球越滚越大,愈发沉重,最后只好停止不前,轰然破裂。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文化运动迭起,科学主义的外在规定性剥离了“内圣外王”的哲学基础,去除了道德自律的法理基础,最后将孔子从圣坛拉下,消除了儒家思想的信仰基础。由此,儒家的理想只剩下空洞的道德概念。传统实用理性的巨大惯性,使中国毫无疑义地接受了西方科学主义,在追有限欲望的泥沼中愈陷愈深,而忽视了与之对应的信仰层面,我们的道德无所依托。

面对在物欲中迷失的,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已经被阉割了的中国道德体系无能为力。当信仰被谋杀,当理想被践踏,中国人最终失去了灵魂的家园,失却了终极关怀,失去了对未来和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剩下的只有眼前由金钱、物质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当道德成为空洞的说教,当欲望成为失德的借口,中国人在纵欲的黑暗中走向深渊。

我四处寻找着幸福与光明,但到处是荒芜与黑暗。

——彼德拉克

拿什么拯救你,中国的道德?